话说林公升任江宁布政司后，由于受陶制军的委托，在勘荒查赈这件事上，必须认真办理。接任之后，他先把日常公事简单处理了一下，便称病谢绝访客，然后和张幼德、杨彪扮成商人，雇了船前往江北，先到里下河一带查看情况。只见那里地势比运河低，如果运河水上涨外溢，里下河一带的田地就会变成一片汪洋，所以这里常常上报水灾，请求朝廷拨款赈济。就当时的情况来看，雨水还算调匀，有些地势低的田里，禾稻长得很茂盛，但有些地方却是一片大水。林公起初以为是临近运河，堤坝崩塌决口导致的，便去查看东西两边的堤坝，却发现并没有崩塌，这就让他觉得很可疑！没想到第二天又从原路经过时，昨天看到的那些长得很好的稻苗，也被水淹了，变成了汪洋。林公心想，昨晚并没有下雨，也不是湖水暗涨的时期，运河东西两边的堤坝也没崩，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？真是怪事！于是他向附近的农民询问水的来源。有个老农回答说：“水从该来的地方来。”林公心里琢磨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必须查个清楚。于是他逢人就问，可得到的回答都很含糊，不是说运河溢水，就是说天下雨积水。林公连续打听了三天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他明白直接去问，肯定没人肯说，得在不经意间，从民间仔细观察，才能达到目的。主意打定后，他就四处闲逛，留意着闲人们的谈话。
有一天，他们走到仙女庙，这是江北最繁华的市镇，人烟稠密，店铺一家挨着一家。林公看到路旁有一家叫高泰兴的酒肆，店堂里酒客满座，十分热闹。他就招呼张幼德和杨彪，一起走进酒肆。进去后四处找空位，发现已经没有空桌子了，只有靠北的一张桌子，有两位须发皆白的老者对坐饮酒，还留着几个空位。林公就对幼德说：“就坐这儿吧！”说着向两位老者点了点头，便先坐了上去，张幼德和杨彪也紧挨着坐下。他们向酒保要了两壶酒，四碟下酒菜，三人便慢慢喝了起来。林公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只是借这个机会来探听当地的风俗情况。同坐的两位老者，年纪都在六十岁上下，精神矍铄，特别健谈，东拉西扯地说得很起兴。林公便主动和他们搭话，询问姓名，得知一个叫邵杏春，一个叫何义生，接着就和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。
正说着，忽然看到酒肆门前人声嘈杂，有许多难民走过，他们扶老携幼，模样和乞丐差不多。林公趁机向何义生问道：“今年老天爷帮忙，雨水调和，不管高地低地都该大丰收，怎么还有这么多逃荒的难民呢？”何义生此时已有了几分醉意，又被这话勾起了心事，便叹了口气说：“说起来有什么用呢，有那么一群难民，把逃荒当成一门好生意。要是经商开店，怕亏本；种地呢，又怕遇上荒年。逃荒这事儿，既不需要本钱，而且每到一处，都有当地的乡绅负责招待食宿，临走时还会给些银钱，所以本地有几个没本事上进的武举人、文秀才，就抛弃了正当职业，甘愿当起逃荒难民的头目，空手出门，回来时却能满载而归。久而久之，就形成了一种风气，荒年固然要出去逃荒，就算是丰收年，也要装作荒年，出去逃荒。”林公听了这番奇谈，惊讶地问道：“田地收成是好是坏，这是老天爷决定的，不荒的年景怎么能强行装作荒年呢？而且逃荒是个人自愿的事，谁又能强迫别人去逃荒呢？”何义生回答说：“这是江北的一种特别风气，这里面的情况，真是一言难尽啊。”说着又叹了口气，接连喝了两大杯酒，这才慢悠悠地说道：“经常有种田的农民，遇到雨水均匀的年份，赶着农忙插秧，要是不给那些逃荒头目一点好处，他们就会和保正一起来干涉，不许农民栽种，还说这块田已经登记在荒田册里，上报给省里了，不用耕种，以后自然会有赈款发给农民。你要是顺从他们，那就没事；要是不顺从，他们晚上就会挖开堤岸，把水灌进田里，好好的熟田，就变成了被水淹的荒田。你要是到县里去告状，那状子送进去，就像石头投进水里一样，不管你递三张还是五张诉状，连个批语都没有。
原来，那些狡猾的官吏、劣绅、地痞流氓和地保，全都勾结在一起，狼狈为奸，把逃荒赈济当成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。南京制台派委员来查办，也被他们搞得叫苦连天，所以像今年本来不是荒年，也照样虚报荒情，请求赈济。
至于强迫人逃荒这事儿，就更荒唐了。比如说张某家境还算不错，不单单靠种田生活，虽然田地被地痞流氓和地保强行列为荒地，不能耕种，但他还有其他生计可以维持温饱，所以不愿意跟着他们出去逃荒。那些地痞流氓就会带着一大群难民，跑到张某家吃喝，把他家存储的粮食吃得一干二净，这就叫‘吃大户’，逼得张某走投无路，最后不得不跟着他们去当逃荒的难民。
因为跟着他们一起出去，家里就不会被骚扰，回来的时候还能分到银钱和粮食，所以就形成了这种风气，很多家境殷实的农民，也成群结队地出去逃荒。与此同时，地保、地痞流氓勾结管漕运的书吏和狡猾的官吏，向府县衙门虚报荒情，请求赈济。等到上司批准，拨下赈济款，那一群人就提前赶回家乡领赈济。这样一来，逃荒的人就有了两笔收入，比种田的收益多好几倍，而且还不费力气。像这样的情况，江北怎么能不是十年九荒呢？”
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